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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明心學十講:第五講 致良知(上)

2019-05-02 19:09:22 來源:河源日報 司雁人

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之后,陽明發現無論是權傾朝野的官員,還是起來造反的普通民眾,亦或是皇親國戚的藩王,都有“心中賊”。“心中賊”無法用外力來解決,自己的“心即理”“知行合一”“破心中賊”,是對人們提出的道德要求,但還不是解決方案,只有“致良知”才是實現這些道德要求的方法。“致良知”提供最終解決方案。


第一節 緣起


寧王朱宸濠在南昌舉兵叛亂,當時因事涉皇室,各地官員都不知該怎么辦才好。江西及臨近各處都有告急文書,或說江西省城有變,或說江西省城十分緊急,或說江西巡撫被害,或說南昌忽然聚集兵馬船只,就是不敢直說宸濠謀反。原因有二:一是因事涉宗室,情況不明,不敢貿然張皇,徒取其禍;二是由于正德皇上行事荒唐朝綱紊亂,寧王謀事已久同黨甚多,萬一寧王成為燕王第二,豈不斷了自己退路。陽明公然宣稱寧王謀反,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韙,而且為了迷惑寧王又假稱“欽奉密旨,會兵征討”,更是不留回旋余地,有人感嘆陽明此舉實是“不顧九族之禍”①。

叛亂發生時,陽明正乘坐官船北上,他的職務是南贛汀漳巡撫,此時身上承擔著往福建平定兵變的朝廷差遣。“官非守土,而討逆之命又未下”②,江西省城的事情,他沒有直接處理權,又沒接到朝廷要他主持平叛的命令,他完全可以不管此事而徑去福建辦差。“未受巡撫之命,則各官非統屬也;未奉討賊之旨,其事乃義倡也。”③特別是他通告各處,假稱已奉密旨討伐寧王,實在是鋌而走險的。但是,國難當頭,王陽明把維護國家安全放在了第一位,把個人甚至家族的安危放在了第二位。“本院職任雖非專責,危難安忍坐視,仗順伐逆,鼓率忠義,豪杰四起,發謀協力。”④他果斷地承擔了這個重任,自作主張,將由廣東去北京赴任的官員截下留用,超越權限征調本省和外省軍隊,未經請示就自行宣布免征江西人民稅糧。“使是時而非遇守仁,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,不以討賊為己任;即使討賊,張虛聲,待奏報,而不速為撲滅之計。臣等知東南安危,未可必也。”⑤

王陽明之所以能在危急關頭勇當重任,他在《五經七書評·孫子·地形第十》中的一段話是其思想基礎:“若果‘進不求名,退不避罪’,單留一片報國丹心,將茍利國家,生死以之,又何愁不能‘計險厄遠近’,而‘料敵制勝’乎?”

正德十四年(1519)七月,冒著滅門之禍,陽明辛辛苦苦平定了寧藩叛亂,卻不斷有壞消息傳來。宸濠已擒,但荒唐皇帝朱厚照仍受宵小鼓惑親征,以許泰為威武副將軍,偕中官張忠率禁軍先往。忠、泰不讓王陽明奏捷,而是慫恿把宸濠放回鄱陽湖,讓朱厚照自己親手抓獲。朱厚照為了滿足自己到江南游玩的愿望,借口平定叛亂,率京軍、邊軍幾萬人御駕親征,于八月二十二日浩浩蕩蕩離開京師,殺奔江南,即使第二天就收到了陽明的報捷文書,仍堅持繼續南下。

九月十一日,在得到張忠等沿長江直撲南昌、張永等沿運河進據杭州的消息后,陽明權衡利弊,立即將已俘虜了一個半月的宸濠等裝入囚車,親自押送杭州。來到杭州,張永拒不見,陽明叱門者徑入,大聲喊道:“我王守仁也,來與公議國家事,何拒我!”張永為王陽明的氣勢所震懾,忙出來相見。“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極,王師至,亂將不測” ⑥,永乃大悟。陽明放心地將宸濠交給張永,自己住進西湖凈慈寺靜候消息。

張永親自將囚于江上監車的叛王朱宸濠押解南京,交給皇上。果然,“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之忠之功,及彬等欲加害之意。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,上不信”⑦。有了張永在皇上面前的進言,朱厚照不再相信江彬之流的無端陷害,命陽明督兵討賊,兼巡撫江西地方。

成大事者不計小節,不釁人言,為了讓荒唐皇帝朱厚照早日離開南京返回北京,陽明決定重上告捷疏。正德十五年(1520)七月十七日,也就是宸濠被捉差不多整整一年時,陽明上疏稱頌皇上的威德和指示方略,平藩完全是按皇帝旨意行事,所以功歸皇帝,朱泰(即許泰)、張忠、朱暉(即劉暉)、魏彬、朱彬(即江彬)等奸佞,都列平叛功臣。朱厚照看了奏疏非常高興,他不但師出有名,而且運籌帷幄決勝千里:宸濠反狀不明時,已經安排了一個王守仁在贛南;宸濠叛亂后,又在不動聲色之間,讓王守仁將宸濠收拾掉。陽明靈活的處事態度,讓荒唐的正德皇帝帶著自欺欺人的愉快心情,在這年閏八月初八日,于南京舉行了別開生面的“受俘”儀式。儀式上,命人將宸濠放出,披掛上陣的朱厚照只一個回合就將其生擒,演兵場上歡聲雷動。四天后,得意的朱厚照結束了為期一年零一個月的南巡,在南京龍江碼頭乘船返北京,十月駐通州,宸濠伏誅。

還是在正德十五年(1520)六月,張忠、許泰之難并未解除,陽明來到贛州,大閱士卒,教戰法,江彬派人來觀動靜。朋友勸其早回省城,無蹈危疑,陽明作《啾啾吟》解之:“東家老翁防虎患,虎夜入室銜其頭。西家小兒不識虎,持竿驅虎如驅牛。”而且說:“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,有何可疑?”門人陳九川等也替先生擔心,陽明對他們說:“公等何不講學,吾昔在省城,處權豎,禍在目前,吾亦帖然;縱有大變,亦避不得。吾所以不輕動者,亦有深慮焉耳。”⑧經歷了人生這段極端困難時期,陽明感覺自己于危難關頭之所以能處理好這些事情,都是因為聽從了內心良知的指引,否則沒辦法解釋。所以陳九川問他怎樣尋找“穩當快樂處”的時候,他說是“致知”,并具體解釋說:“你的那點良知,正是你自己的行為準則。你的意念所到之處,正確的就知道正確,錯誤的就知道錯誤,不可能有絲毫的隱瞞。只要你不去欺騙良知,真真切切地依循著良知去做,如此就能存善,如此就能除惡。此處是何等的穩當快樂!”

這就是陽明歷百死千難得來的“致良知”,他自己是這么做的,也要求別人這樣做。回到南昌,他就開始講“致良知”。⑨

注:

①鄭曉《今言》卷四·三百四。

②任士憑《江西奏復封爵咨》,《全集》三十九。

③《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》,《全集》卷十三。

④《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》,《全集》卷十七。

⑤王得春《浙江巡撫奏復封爵疏》,《全集》卷三十九。

⑥《明史·宦官一·張永》。

⑦《陽明先生行狀》。

⑧《年譜二》。

⑨此前與正德十三年(1518)就去世了的徐愛談論時,陽明就說過“致良知”的話,只是沒有這么真切,也沒有以此立教。參見《傳習錄上·徐愛錄》。


第二節 王陽明以“致良知”立教


“致良知”是陽明心學體系中最有價值的部分。戒慎恐懼、集義、必有事焉、存天理去人欲、省察克治,這些道德修養的德目,在陽明晚年統統歸之為致良知。致良知就是他此前所有學說的最高概括和總結,從這個學說中可以得到對他以前學說更深刻、更全面的理解。

“致良知是陽明心學的最后歸宿,致良知說的提出,表現出他的思想在心學方向上的發展更加成熟,也使得格物及知行合一說都發生了某種微妙的改變,與佛教智慧的結合也更加圓融,正是這些,使得陽明把他的全部思想概括為‘致良知’。”①良知說的提出,使之前的“心即理”“知行合一”可以發展出更加通達的表述。“心即理”可發展為“心里的良知即是天理”,“知行合一”可發展為“行為與良知要統一”。

陽明之所以最后只以致良知立教,主要基于良知說的生存意義、矯治社會弊病意義和哲學意義。

錢德洪說:“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,得悟于龍場,大徹于征寧藩。多難殷憂,動忍增益,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。”②從寧王叛亂到皇帝折回北京這十五個月時間里,陽明如高空走鋼絲,稍有不慎就可能身成“齏粉”,但他不慌不懼應付自如,終于闖過了一道又一道鬼門關,他逐漸領悟到,幫助自己一次又一次化險為夷的不是別的,而是自己內心的良知。正德末期,王陽明開始明確揭示他的致良知學說。《年譜二》載:

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,始舒憂念。自經宸濠、忠、泰之變,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,出生死,所謂考三王,建天地,質鬼神,俟后圣,無弗同者。乃遺書(鄒)守益曰:“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,真圣門正法眼藏。往年尚疑未盡,今自多事以來,只此良知無不具足。譬之操舟得舵,平瀾淺瀨,無不如意,雖遇顛風逆浪,舵柄在手,可免沒溺之患矣。”③

“正法眼藏”為佛教用語,“眼”是明照一切事物,“藏”為包含萬德,本意是指無上正法,陽明借以說明致良知在圣學中的作用和地位。

在平定寧王叛亂的整個過程中,王陽明的確是經歷了百死千難。宸濠蓄謀已久,爪牙遍布,矯稱按旨,遠近震懾,陽明倉促應變,強弱懸殊,稍有差池,即有滅頂之災,所以御史黎龍評論說:“平藩事,不難于成功,而難于倡義。”亂平后,功在社稷卻身罹讒構,危疑洶洶,不保朝夕,所以錢德洪又說:“平藩事不難于倡義,而難于處忠、泰之變。”④

良知說確為陽明“當利害,經變故,遭屈辱”的經驗之談。擒濠后,陽明的蓋世之功非但未得到任何肯定與獎勵,反而遭到內官在皇帝面前的惡毒詆毀,在“暗結宸濠”“目無君上”“必反”等被羅織的罪名之下,處于“君疑”的地位,隨時可能有殺身滅門之禍,這可以說是古代士大夫所遇到的最險惡的人生處境。最后之所以能歷險而夷,是和陽明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成熟穩健分不開的。良知自信。良知說的生存意義,即不動于心、不動于氣的本然狀態的意義,在那樣艱難的情境下,“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,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”⑤,高度沉著,泰然處之,臨危不亂。經此事變,陽明終于確信,良知不僅可以使人達到道德的至善,而且可以讓人真正達到“不動心”的境界。只有從這里才能理解良知說從“百死千難”中體悟得來的說法。

王畿曾記陽明述江西之變:“師曰:……只如人疑我與寧王同謀,機少不密,若有一毫激作之心,此身已成齏粉,何待今日!動少不慎,若有一毫假借之心,萬事已成瓦裂,何有今日!……自經此大利害、大毀譽過來,一切得喪榮辱,真如飄風之過耳,奚足以動吾一念?今日雖成此事功,亦不過一時良知之應跡,過眼便為浮云,已忘之矣!”⑥

越過了這樣的險惡困境,王陽明才更明確、更堅信他的良知學說了。此前,在與徐愛談話時,在滁州與弟子講學時,陽明已多次提起致良知的話頭,只是沒有用它作為最主要的口號。從此以后,他就在思想上專主致良知了。

良知不僅是儒家的本心,同時也是佛家的妙智,面對特別險惡的政治環境,對自己要有絕對的信心,尤其是遭到讒言誣陷時,就更需要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。所以陽明說:“依此良知,忍耐做去,不管人非笑,不管人毀謗,不管人榮辱,任他功夫有進有退,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,久久自然有得力處,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。”⑦

“原來王學的萌芽,他良知學說的根柢,是有生命的,是有活力的,是那樣地執著,那樣地跳脫,從多方面的興趣,復雜的經驗中流變出來的。……他的良知,決不是現成的東西,也不是平易簡單的把戲,更不是空疏無著落的一句話”“宸濠、忠、泰之變,和龍場驛的貶謫,在王學的歷程里,真好說是后先輝映。無怪陽明要說他的良知之說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了”⑧。

致良知的提出,是陽明“生存智慧的升華,是心靈經歷艱苦磨煉發生的證悟”⑨。 對于一般人來講,致良知會減少自己的人際沖突。“廓然大公”“返身自求”是陽明論致良知的關鍵話語,他告誡說:如果只去指責別人,就只能看到別人的錯誤,就不會看到自己的缺點。若能返身自省,才能看到自己有許多不足之處,哪還有時間去指責別人?⑩

如果說宋朝以收斂個性為主,那么明朝則以擴張個性為主,官場上無事生非以顯示自己,官員之間以高尚的名義打擊異己等等,都是經常上演的節目。從成化、弘治以來,社會經濟格局和人們的價值觀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,上自皇帝,下至平民百姓,都在追逐生活的奢靡,逐名于朝,求利于市,士林道德墮落,社會風氣頹廢。凡有識之士,都在尋找進行社會改良的途徑。武宗一死,大學士楊廷和就用行政權力主持了對勛貴、宦官的清算,革除正德時期的種種積弊,實質上是在中央進行社會改良。陽明在這前后提出致良知,要人人都恢復自己被掩蓋、被泯滅的良知,都從自身做起,都按道德和法律要求辦事,其實是想在人們的觀念中進行一次社會改良。

陽明身處的環境:昏君當朝,宦官專權,士大夫心靈缺乏良知的光芒,世風黑暗如夜。“陽明一生的事功是在‘月黑殺人夜’中奇跡般地完成的,陽明學的宗旨是想給黑暗如夜的人世帶來光明”“人心這桿秤的秤砣,陽明說就是良知,它自體不動,無善無惡,卻能量出善惡是非”11。

士大夫們淪為道德淪喪的幫兇,是社會最大的危機。必須改變士大夫們的想法,喚醒時人重新正視當今國家社會的問題。良知為人人自帶,堵住了為自己惡行辯解者的退路。有良知自然能辨別善惡。能夠致良知,那么心就能做它該做的事。人們每天面對很多事,應該做的就去做,應該停的就停下,應該生的就生存,應該死去的就死去。12良知會對自己的認知進行判斷,有良知做主宰,思想就不會跑偏。“隨他多少邪思枉念,這里一覺,都自消融。真個是靈丹一粒,點鐵成金。”13所以謝無量理解陽明心學后說“良知猶去惡成善之靈藥也”14。

“致良知”的時代社會根源,說明其確為經世致用的學問,“人人心中有良知”這樣的命題任何人都是可以接受的,致良知對人的教育,是循循善誘,不是劍拔弩張;對社會,是漸序改良,不是狂飆突起。

陽明自己曾說:“吾‘良知’二字,自龍場以后,便已不出此意,只是點此二字不出,于學者言,費卻多少辭說。今幸見出此意,一語之下,洞見全體,直是痛快,不覺手舞足蹈。學者聞之,亦省卻多少尋討功夫。學問頭腦,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,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。”15

自江西平濠后,陽明的所有思想,如心外無理、知行合一以及困擾他多年的儒佛問題都匯歸到“致良知”里,得到了一個總結、提升和融會。“良知”為知,“致”則有力行之義,所以陽明認為致良知體現了知行合一的精神,故說致良知“即吾所謂知行合一”。他曾明確指出知行本體即是良知,在知行功夫上復良知本體,即是致良知。“致良知學說雖是他晚年提出來的,卻也是他中年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說的發展。不過,比之知行合一說來,‘致良知’三字卻更簡易更真切,更充分地表達了他成熟的思想體系的要點。”16 “知行合一雖為工夫切要,但未及心體。心外無理雖論心體,但非功夫。格物為正念頭雖為反身功夫,終是缺卻本體一截,而‘致良知’本體工夫一齊收攝,無怪陽明多次稱之為‘圣門之正法眼藏’。”17

陽明體悟到,良知二字是整個儒家學說的精髓,是今人與古圣賢唯一相通之處,得此良知,就沒有對付不了的麻煩。自從揭致良知之教后,不論講學還是應事接物,陽明張口閉口都是良知、致良知,很少再講別的。他用良知概括千古圣學:“綿綿圣學已千年,兩字良知是口傳。”18還用良知概括自己平生所講之學:“吾平生講學,只是‘致良知’三字。”19

人人都說陽明晚年專講致良知,陽明自己也多次說過,他一生講學,只是“致良知”三個字,但王艮卻說,先生開始是說“致良知”,后來只說“良知”。明末大儒劉宗周曾論說陽明一生學問:“先生教人,吃緊在去人欲而存天理,進之以知行合一之說,其要歸于致良知,雖累百千言,不出此三言為轉注。”20劉宗周是真懂陽明的,所謂“去人欲而存天理”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,其實是陽明在不同階段教學生的用功方法,表現了陽明不斷對自己學說進行總結的過程。在北京及滁州、南京時期,陽明主要講“去人欲而存天理”,在贛州主要講“知行合一”,在南昌開始講“致良知”,而在紹興守制賦閑期間,越到后來,越只講“良知”了。到這時,陽明才真正完成了心學體系的建構。

去人欲而存天理,遠不如知行合一來得直接;知行合一的要旨就是要致良知;致良知只是一種功夫,良知才是本體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王艮是真正體會到了陽明學說的不斷深入和達到極致。“良知猶主人翁,私欲猶豪奴悍婢。主人翁沉疴在床,奴婢便敢擅作威福,家不可以言齊矣。若主人翁服藥治病,漸漸痊可,略知檢束,奴婢亦自漸聽指揮。及沉疴脫體,起來擺布,誰敢有不受約束者哉?良知昏迷,眾欲亂行;良知精明,眾欲消化,亦猶是也。”21陽明心學的主旨,就在于喚醒人們心中的良知。

注:

①陳來《有無之境》,第165頁。

②《全集》卷二十九《續編四序》。

③讀《全集》卷五載《與鄒謙之》二書,分別在正德十六年(1521)五月和嘉靖四年(1525),卷六載《寄鄒謙之》五書,都在嘉靖五年(1526),大意雖備,但未見原文,疑此話為《年譜》撰者綜合概括而來,或另有一書,也未可知。

④俱見《年譜二》。

⑤《與王純甫》,《全書》卷四。

⑥王畿《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》,《全集》卷四十一。

⑦《傳習錄下·黃修易錄》。

⑧錢穆《王守仁》,第41、50頁。

⑨陳來《有無之境》,第164頁。

⑩參見《黃修易錄》。

11周月亮《王陽明內圣外王的九九方略》,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2,第2、5頁。

12參見《傳習錄中·答歐陽崇一》。

13《傳習錄下·陳九川錄》。

14謝無量《陽明之倫理學》。

15錢德洪《刻文錄敘說》,《全集》卷四十一。

16鄧艾民《朱熹王守仁哲學研究》,第175頁。

17陳來《有無之境》,第161頁。

18《別諸生》,《全集》卷二十。

19《寄正憲男手墨二卷》,《全集》卷二十六。

20《陽明傳信錄小引》,《明儒學案·姚江學案》。

21《傳習錄拾遺》第2條,《全集》第1167頁。


編輯:黃劍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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